2009年度“百部（篇）工程”获奖成果综述
春的脚步临近，春天正大踏步向我们走来。岁末年尾，在举国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迎来我省“两会”召开之际，作为山西社科界的精品“百部(篇)工程”优秀成果评审工作圆满落幕了。与之往年相比，凸显申报科学、学科齐全、评审严谨、质量升华四大特征。2009年度共计352项社科成果参与了评审，评出获奖成果139项。其中：荣誉奖1项，一等奖25项，二等奖48项，三等奖65项，同时评出组织奖8个。
古曰：“观一叶而知秋，窥一斑而知全貌”，2009年度获奖成果显现了全省社科界广大社科工作者在不同学科的辛勤探索、钻研刻苦、与时俱进、大胆创新的精神风貌；凝聚了全省广大社科工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山西实现“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的目标，致力求真务实，为早日实现“充满活力、富裕文明、和谐稳定、山川秀美的新山西”解放思想、精心研究、开拓创新的智慧与光芒。
综览2009年度“百部(篇)工程”获奖成果，其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政治学、法学、文化历史学、经济学、语言学、管理学、艺术、外语及诸多交叉学科，覆盖面之广、涉及学科之多、成果质量之高，彰显出如下特点：
一、把握时代主题，站在学科前沿，以新的思维大胆探索研究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新问题，是2009年度“百部(篇)工程”的一大亮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几代人的智慧与结晶。坚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2009年度“百部(篇)工程”累累硕果，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政治学、法学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如：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程瑞撰写的《“洞问题”与当代时空实在论》就为我们填补了空白。文中写到：洞问题(Hole Agument)是爱因斯坦在1913年寻找广义协变的场方程时提出的，1987年被John Earman和John Notron用现代微分几何的语言重新解释，成为物理学时空哲学论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洞问题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引起了关于广义相对论时空的本体论的争论：时空本质上到底是一种牛顿意义上的实体，还是莱布尼兹意义上的关系?洞问题表明，时空实体论的观点会导致一些“令人讨厌”的非决定论的结论，从而引起了时空实体论和关系论之间的又一轮论战。那么，实体论的看法是否会导致理论的非决定论?关系论又有什么样的优势?时空实在论的发展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对洞问题的认识，是理解广义相对和量子引力理论语境中时空本体论讨论的关键之一，因此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和研究价值。此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洞问题的提出和概述。介绍了洞问题的三种表述形式：爱因斯坦的表述、Alan Macdonald的表述和Earman & Norton的表述，阐述了时空哲学中洞问题各种形式；第二部分，洞问题与实体论的非决定论困境。揭示了在实体论成为主流的时空本体论观念的情况下，洞问题以实体论会导致理论的非决定论为理由，再次掀起了一场关于时空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争论；第三部分，洞问题的意义。阐明了洞问题的深刻哲学涵义：其一在于它促进了时空实在论的发展，其二在于它深刻地体现了时空实在论争论的特征。该文的创新点在于，指出了洞问题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特定的规律性和必然性。这种规律性和必然性就是时空作为物理学的逻辑基础，人们对它的理解随着现代物理学的发展而变化。时空哲学不可能在广义相对论中达到终结，时空的本体论争论依然悬而未决。科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多样化的过程，我们不能过早地从科学的某一结果推断一种唯一确定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而是要认识到语境变化的动态性特征。物理学在不断丰富和深化，新的语境的可能是无限的，而我们对时空本质的认识，终将是一个在语境的变换中不断地改变和深化的过程“洞问题”属于广义相对论哲学以及时空哲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理论课题，但是由于其中关涉到比较深奥的物理学知识，因此在国内鲜有学者涉足这一领域。该论文必将为国内的物理哲学和时空哲学提供一个重要的研究平台，因此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在物理哲学研究领域中颇受好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人大复印资料《科学技术哲学》2009第6期对本文进行了全文转载。表明该论文具有重大的学术内涵和学术价值。
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张子荣同志撰写的《我国警务模式选择与实现路径探讨》一文，发表在《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3期。该文通过对中外行政管理方式的演进和警务改革发展趋势的剖析，提出我国警务模式的选择应是构建一种建立在政治、行政和法律三重价值标准一致基础之上的新型警察公共服务模式，并认为实现这一模式的路径是多层次的：在宏观上既要遵循警务改革的发展趋势，又要关注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公安工作中的具体表现；在中观上既要强调警察的国家职能，又要突出警察的公共服务职能；在微观上既要坚持法定的警察公共服务职责，又要重视职责范围之外的公共服务问题。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梁丽萍撰写的《政治社会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是中央统战部华夏英才基金学术文库资助项目。此书在对政治社会学基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的现实问题予以关注，从理念和价值与组织和制度的交织互动中分析政治生活，探讨了当代政治社会变化与发展的规律。此著作从内容体系上分为八个部分：政治社会学概述、现代国家与社会、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威、公民社会与政治发展、政党与政治社会团体、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民主理念与民主实践等。第一，作者在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演变诠释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
，指出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属于“强国家-弱社会”模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由二元对立转向相互增权。第二，作者在对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威理论诠释的基础上，指出改革开放前，与计划经济相应，我国形成党、国家和社会“三位一体”政治权力结构模式；改革开放后，政治权力逐步从中央向地方、从政治领域向社会领域流动。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领域有两大政治权威，即领袖的个人超凡魅力型权威和政府的至高无上权威；改革开放后，法理型权威开始初步确定，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存在政治权威弱化与流失的现象。第三，作者在对公民社会理论诠释的基础上，分析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公民社会的孕育和不断发展。第四，作者在对政党与政治社会团体理论诠释的基础上，分析了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及其制度价值，并对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团体的发展状况与水平进行定性分析。第五，作者在对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理论诠释的基础上，分析了当代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的状况，及伴随改革开放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模式逐渐由“革命型”和“动员型”向“建设性”和“自主型“转向。第六，作者在对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理论诠释的基础上，分析了当代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及特征，并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取向与特征进行了定性的描述。第七，作者在对民主理念与民主实践理论诠释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程与成就。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美玲老师撰写的《感恩与责任：慈善事业的伦理困境解析》一文，就时下阻碍中国慈善事业的伦理困境之一——“要不要感恩”，澄清了人们混淆的思想观念：外在的法律责任(义务)与内在的伦理责任(义务)，批判了错误的权利观，提出：救助贫困者是政府的法定责任，作为个人的资助者对任何需要帮助者都没有法律责任(义务)，只具有伦理责任(义务)。受助者不能以自己的权利的名义向个人资助者追索法律责任，他应该对完成伦理责任(义务)的个人表示感恩。该文观点明确，思想深刻，见解独到，从理论根源上澄清了近年来困扰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观念问题，对于正在发展着的中国慈善事业具有即时的、现实的指导意义。该文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高度关注，其主要观点被《新华文摘》(2009年16期)与《社会科学报》(2009917)转载，社会反响良好。
二、关注民生，探究热点，抓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拓展研究，是2009年度“百部(篇)工程”的又一重点!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山西省社科院谭克俭研究员撰写的《农村养老体系构建研究》一书是在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构建研究》(03BRK002)的基础上修订出版的。全书共分三篇十三章，35万字。第一篇为综合研究与框架构建，第二篇为专题研究，第三篇为实证研究。此书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老年人口比重上升速度将持续快于城镇，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面临着巨大挑战。因此，尽快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不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也是应对21世纪人口老龄化迅猛发展的必要条件。该书通过四个方面的专题研究和对东、中、西部四个省的实证研究，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现状作出了基本判断。一是现阶段中国农村的养老保障仍以家庭养老为主，其它养老方式为辅，但家庭养老的基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家庭养老的支撑条件中，老年人自养成为主要形式，自养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当前的劳动收入；二是除家庭养老保障外，农村现有的社会养老保障形式存在的根本问题是覆盖面和保障效果的问题；三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省区的农村养老保障状况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但共性多于个性；四是农村中家庭子女数量的多少与养老效益的关系出现多重效应；五是由家庭养老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所决定，在一定时期内，即使建立起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农村家庭养老为主的格局仍不会彻底改变；六是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力度有直接关系，但与经济支持的来源没有直接影响，与老年人养老经济支持来源关系最直接的是诸如政策、风习、道德等社会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此书提出构建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总体目标是，构建一个与全面小康、和谐社会相协调的、具有社会化特征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基本思路是：多形式保障、低水平起步、全方位统筹、渐进式发展。在这个大思路下逐步建立起由社会养老保障机制、社区养老保障机制、家庭养老保障机制和个人养老保障机制组成的、相互协调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社会养老保障机制是指国家和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根据法律法规设置的各种养老保障形式，其运作特点是由国家财政承担部分或全部的资金投入，由政府组织实施，以保证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有基本的保障；社区养老保障机制是一个行政村所应具有的养老保障机制。作为农村社区的村庄是老年人在家庭之外最基本的生活环境，也最有条件和最方便为老年人创造有利的养老环境，并且对提高老年人的生命生活质量也最有效果。所以说，未来社区养老机制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将是十分重要的。社区养老保障机制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功能：一是为老年人提供部分经济支持；二是组织和帮助老年人探寻合适的养老方式；三是为老年人服务体系的建立和管理；四是对家庭养老的引导和督促；家庭养老保障机制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社会化养老保障机制短期内很难替代家庭养老保障机制而占据主导地位。研究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家庭养老功能趋向弱化，但家庭养老却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世界上至今没有一种形式可以完全替代家庭养老，大多数老年人仍愿意生活在家里。因此，政府在积极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同时，应当关注和维护家庭养老的地位；个人养老保障机制是指社会成员在自身养老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储备，二是健康储备，三是情感储备。三个储备的提出，就是旨在使老年人在养老中能够处于有利的主动地位。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是多种机制的优化组合，因而不应拘泥于某一种机制，而要全面考虑，充分利用和发挥每种机制的优势，一种机制的缺陷可以用另一种或几种机制的优势来弥补。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解决农村养老保障机制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在大多数的农村是可行的。
山西社科院历史所高春平所著的《晋商学》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管理、市场、城镇、建筑诸多领域，运用历史学、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对晋商进行全方位研究的一部原创性力作。全书从中国古代河东盐的产销与晋商的起源、先秦到汉唐宋元的山西商业、山西古代的商品生产、开中法与晋帮商人的崛起与发展、晋商活跃的十大市场、十大集镇，票号诞生的重大意义、票号的组织架构与业务运营模式、票号严明的制度及其用人之道、票号在竞争和风险中曲折发展、票号鼎盛的标志与衰落原因、明清晋帮商人的历史地位与影响诸方面翔实地论述了晋商的全貌。既突出了明清时期的晋商，又拓宽了晋商研究的视野和范畴。提出了晋商源于河东盐池，晋商乔家在包头的粮食期货交易是中国最早的粮食期货贸易，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是晋商衰亡的罪魁祸首等富有独到己见的观点，从而对传统的晋商票号亡于清末民初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是作者20多年研究晋商的心血结晶。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刘兆征在2009年《经济问题探索》发表的《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分析及增加对策》一文，为我们开阔了新的思路，详解了问题所在。一、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特征分析。（一）特征。1、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比重不断提高。2、财产性收入来源多元化，结构有了较大变化。（二）原因。1、城乡居民收入增加，恩格尔系数下降，促进了居民积蓄增多、财产性收入的增加。2、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出台，推动和保障了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3、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等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居民投资渠道，带动了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二、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问题分析。（一）问题。1、财产性收入规模有限，所占比重很低。2、财产性收入获得的途径比较狭窄。3、财产性收入分布不均，增长呈现出严重的不均衡态势。（1）从拥有财产收入的层次来看，财产性收入更多流向高收入群体。(2)从地域分布来看，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集中在城镇居民家庭。（3）从地区分布来看，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更多地集中在东部地区。(二)原因。1、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消费余额少，造成财产性收入的规模有限，所占比重低。2、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造成财产性收入获得机会的不均等。3、市场和相关制度的不完善，造成财产性收入获得渠道少。（1）市场体系不完善。债券、外汇市场等发展相对滞后；城乡金融市场发展不平衡；股票市场仍有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制度性缺陷。（2）相关制度不健全。农村土地、住房、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3）居民投资理念不强，理财知识技能缺乏，限制了广大群众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机会。三、增加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对策。（一）增加居民收入，夯实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基础。1、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扶持全民创业来增加居民收入。2、通过调整分配关系来提高居民收入。（二）缩小收入差距，扩大财产性收入的群体。1、统筹城乡发展，努力增加农民收入。2、“调高”与“保低”并举，缩小居民之间收入差距。3、加强调控，有效控制地区收入差距。（三）发展完善市场，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1、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要建立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导的多层次的企业债券市场。2、要积极发展外汇市场。要培育货币经纪公司，推进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3、要加快农村金融市场建设。要拓展农村金融业务种类,增加专为农民的金融理财服务。4、要进一步加强股票市场监管。要健全国际通行的以风险防范为核心的审慎监管机制，拓展监管的广度与深度。（四）改革健全制度，创造财产性收入的条件。1、明晰农村土地产权，探索土地流转形式，加快土地流转进程。要明确界定国家作为土地终极所有者的权能；要探索土地流转形式，加快土地流转进程。2、完善保护农民住房权益。可向农民自有土地上建的自有房屋颁发国有房产证，农民自有房屋办理国有房产证后，可以向银行抵押贷款、进入市场交易。4、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保障程度,为低收入阶层参与资本市场获取财产性收入提高风险承受能力。（五）强化投资理念，普及理财知识，提高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水平。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应积极创造条件，增强服务意识，不断加大宣传和引导力度，组织经常性的居民投资理财知识培训宣传，更新居民投资理财观念，营造全社会重视理财的大环境。
山西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靳共元、丁丽芬撰写的《“财产性收入”属性研究——基于“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解释》，就为我们回答了问题。党的十七大以来，“财产性收入”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条件下“财产性收入”的属性，对维护社会正常秩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与经济建设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该文详细研究了经典作家关于“资本收入”的理论，提出了“广义财产性收入”的概念，并正面论述了“社会主义资本”范畴下的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属性及其现实意义。此文入选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23次年会(2009年，吉林，长春)，并被多家网站转载。
中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申丹虹的《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中的个人收入分配研究》从收入分配是劳动力市场运行以及劳动力市场制度的结果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转型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形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的劳动制度是协调工业化和公平两个目标的结果，一方面，它实现了收入的均等化，避免了其它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严重城市化问题，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劳动力的不流动、负激励和微观无效率等问题。中国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那种行政化的工资决定和劳动配置制度逐渐转变为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在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对收入分配产生了直接影响。目前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表现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二级劳动力市场和三级劳动力市场并存。一级劳动力市场以城市白领工人为主，其工资可以用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工资来解释。二级劳动力市场以城市蓝领工人为主，他们受到企业或城市政府一定程度的保护，企业盈亏直接影响职工工资收入。三级劳动力市场以农民工为主，其市场均衡工资低于生存工资。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受教育的不同而出现的收入差距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别，这可以用收入是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补偿原理来解释。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是指在没有工会和政府规制干预下，劳动力市场仅可能自由运行。研究表明，强有力的工会和政府的工资立法通过减少工资差距会缩小收入差距，相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有可能使劳动者的收入和就业变得更不安全。在过去的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已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提高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削弱了来自工会和政府对劳动者的保护，引起收入和就业的更不安全。中国和转型国家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劳动力市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劳动力市场转型模式是不尽相同的，作为劳动力市场变化的结果，收入分配在各国表现各异。在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中，为了实现帕累托改进，创造性地采取了双轨制的渐进转型方式，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持了经济当事人的既得利益，减少了改革的震荡。所以，本文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目标并不是建立一个如教科书中所描绘的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在真实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市场失灵。仅仅局限于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为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需要政府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来调控劳动力市场，以提高劳动者素质，降低收入不平等。从劳动力市场角度对收入分配进行研究，选题意义重大，研究中提出了重要的新观点、新结论，引用率高，对学科建设具有较大贡献，对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毛金明撰写的《2008年：山西经济金融运行分析与预测》“蓝皮书”内容丰富，有广度，有深度，社会反响很好。《2008年：山西经济金融分析与预测》主要内容：一是要高度关注外部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对全省经济的负面影响。在成本提高和销售价格下降的双重压力下，山西省一大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倒闭。山西省涉外实体经济增势也随之减缓。二是关注扩大内需政策对金融机构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扩大内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拉动社会投资，从而为金融机构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拓展金融机构信贷投放范围，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但要看到扩大内需可能使高污染、高耗能等落后产业重新抬头，加上一些建设项目缺乏及时的通报制度，银企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一旦商业银行对相关项目的前期调研不充分，其信贷资金将盲目投入限制类建设项目和企业，从而产生新的不良资产。三是要关注宏观经济下行金融机构经营压力增大的问题。随着宏观经济的进一步恶化，煤焦、电力行业下滑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也逐步显现。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在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和确保经营效益增长方面将面临较大的压力。四是关注“三农”经济、中小企业等经济薄弱环节金融支持力度不足的问题。对农村信贷资金的供给有限，难以满足新农村建设多元化的融资需求。中小企业担保机构规模小，风险保障机制不完善，担保体系尚未形成。五是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山西省金融业的主要工作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该书在内容上基本准确预测长期经济发展趋势及对金融资源的需求；方法上使用定量的调查研究指标去收集数据，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分析来得出相对独立的结论；该书的出版整合了人民银行内部各种资源，而且加强了与其他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沟通、协调与联系。文章提出的对策措施也更具有可操作性，包含了许多切合实际的看法和见解。还有山西财经大学孙凡的《会计模型使用质量的实验比较研究》；山西大学管理学院芦彩梅、梁嘉华合写的《产业集群协同演化模型及案例分析——以中山小榄镇五金集群为例》；山西大学张信东、赵芳撰写的《沪、深股票市场与香港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基于发布“港股直通车”方案前后的比较分析》等成果均可堪称关注重点、热点的佳作。
三、联系现实，着眼未来，为“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奉献智慧，是2009年度“百部(篇)工程”的鲜明特点!在过去的一年，全省广大社科工作者立足山西、联系现实、着眼未来，为尽早实现山西“三个发展”战略，提出了真知灼见，发挥了“思想库、智囊团”的功能。
山西社科院刘晔发表的《山西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现状分析》一文针对中国减缓气候变化所面临的挑战，以山西这样一个开展CDM具有较大潜力的省份为案例，客观分析山西CDM项目实施现状及特点，明确CDM项目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并有针对性的提出推进CDM的措施和建议，为山西利用本地区资源优势和产业特色，开发CDM项目，加快全省可持续发展进程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同时也为其他同类地区更大程度地参与CDM项目，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发展思路和模式。一、山西CDM项目实施现状及特点。以CDM项目减排类型、减排数量、地域分布、申报进度为切入点，分析山西CDM项目实施现状，总结出山西CDM项目具有的特点：减排类型以节能和提高能效、甲烷回收利用类为主；甲烷回收利用类项目减排量最为突出；地域分布与当地资源与产业特征密切相关；近两年得到批准、注册成功项目日益增多。二、山西CDM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山西CDM项目的开发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全省CDM项目的合作潜力并未得到充分挖掘，CDM项目的综合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主要存在以下不足：项目数量有限、结构不尽合理；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够，CDM管理有待进一步完善；存在方法学缺陷和技术瓶颈，能力建设环节依然薄弱。三、山西CDM项目重点发展领域及对策。立足省情，顺应CDM市场发展趋势，提出全省未来CDM项目的重点发展模式：第一，在节能和提高能效类项目上狠下功夫；第二，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类项目；第三，优化项目类型，加快注册速度。积极开发区域供暖、沼气、地热、垃圾填埋气等新项目，进一步优化CDM项目构成。在尚未开发出方法学项目的焦化领域积极储备项目，在金属镁及镁合金领域重点攻克技术难关，力争在上述具有山西特色项目上取得突破。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甲烷回收利用、燃料替代等项目注册成功的进度，早日注册成功，早日获得CDM收益，有效规避局势不明朗带来的风险。同时，针对山西执行CDM中存在的不足，建议应从制定发展规划，加强基础研究；实施能力建设，提高服务水平；强化管理、扶持力度，完善配套规则等三方面推动山西在参与CDM方面取得更多实质性的进展。该文立足山西实际，选定CDM的重点前沿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在CDM理论观点、理论框架的引申和发展方面有所丰富和创新；而且对区域乃至企业具体参与、执行CDM项目提供了发展模式和路径支撑，拓展了CDM现有研究范围，弥补了当前CDM实证研究的空缺。通过深入研究山西参与清洁发展机制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重大问题，可更好地把握有限的清洁发展机制国际合作契机，这对推进山西节能减排目标实现，调整、优化能源结构，遏制生态恶化都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对山西加快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科学发展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山西省城市经济学会课题组的《阳泉市推进城乡一体化实践研究》共分三大部分：城乡发展理念与探索的回顾、阳泉市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战略与实践、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对策和将阳泉市列为山西省及全国中部省分城乡一体化试点城市的建议。在阐述城乡发展理念和介绍我国一些地方特别是试点省市探索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践历程的基础上，重点总结了阳泉市一体化的实践成就和经验，通过剖析进一步推进一体化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了保障措施和政策建议。课题通篇努力贯穿党的城乡一体化思想，力求以“城乡发展一体化”开篇，更以“城乡发展一体化”收笔，突出理论性和实践性，强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着力通过推进阳泉市城乡发展一体化试点，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推进全省的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这正是课题组努力的动力和追求的方向。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吕书梅、王永芳撰写的《人力资源生态与人力资源投资风险规避》一文，就针对在人才资源日益重要的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企业都把挖掘、利用人才作为投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人力资源投资存在高风险，使人力资源投资决策成为企业面临的难题。人力资源生态环境的适宜性对于人力资源的吸引、培育、使用、管理和开发至关重要。营造符合人才偏好的内部环境，采取相应的激励政策；根据人力资源供求生态，确定人力资源投资方式和内容；优化企业内部生态，降低人力资源投资风险。文章分析了人力资源生态对人力资源投资的影响，并据此提出了规避人力资源投资风险的对策。该文对企业合理规避人力资源投资风险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潘峰撰写的《关于低收入群体稳定度的指标体系建构》一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文章认为在我国现阶段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持续拉大情况下，低收入群体稳定度究竟如何，突出的问题在哪里，变化趋势怎样，离警戒线有多远，应以何种力度来调控？这都不是靠模糊经验和理论论证所能认定和决策的，而必须寻求更加科学系统的指标来衡量与测定。为此，建构一个有关该群体稳定度的整体性指标体系就成为必要选择。一、建构该指标体系应充分体现的科学性要求。这主要有四点：1、客观性与真实性。2、系统性与重点性。3、可行性与操作性。4、实证性与调适性。二、建构该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设想。尝试提出“四级指标体系”。1、自然背景指标。2、经济生活指标。3、政治心态指标。4、行为状况指标。5、社会背景指标。三、建构该指标体系须进一步处置的关系问题。这主要有四个：1、内在指标与背景指标。2、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3、正向指标与负向指标。4、基础指标与选择指标。此外，社会学的“社会指标”与本指标体系特殊指标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处置。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石晓峰、李建英、王飞三位老师合作的《山西体育旅游资源分析及开发策略研究》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对生活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工作之余外出旅游也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旅游的内容和形式也不断发展和变化，人们开始追求更丰富多彩的旅游方式。静态的观光旅游正在向动态的、个性化的、参与性强的方式转变。体育旅游正是适应了这种变化和需要，它将传统旅游的被动和受约束性降低到最低点，使人们在强健身心、调节情绪、缓解压力的同时得到美好体验。体育旅游具有健身、观光、娱乐、度假、购物、商务活动等多重功能，具有广泛的社会经济价值和发展前景。加之山西省面临“中部崛起”这一历史机遇，研究山西省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促进山西经济持续增长，加快发展山西体育旅游业，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山西省体育旅游市场的发展与其丰富的资源和区位优势很不相称,经济落后、收入偏低、认知不足、宣传不够,是制约山西省体育旅游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通过对山西省体育旅游资源的构成及优势分析,结合体育旅游市场发展环境,提出了培育体育旅游精品,构建山西省体育旅游“三纵”,即沿黄线、大运线、太焦线;“三横”,即北线、中线、南线;“三圈”,即晋北、晋中、晋南体育旅游圈的开发格局,旨在加强区域合作,推动我国中部地区体育旅游的联动发展。
还有山西社科院温朔彬、温端政撰写的《汉语语汇研究史》一书，全面系统地考察了汉语语汇研究的历史，是论述语汇研究发展过程的一本专著。本书分八个部分。前言里，首先说明了本书撰写的背景：改革开放以来，以成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为收条对象的语汇类辞书不断涌现，逐渐形成了字典、词典、语典“三足鼎立”的局面。语典的兴起，大大促进了语汇研究。语汇学作为与词汇学相平行的学科已经成为我国语言学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其次，论述了研究汉语语汇研究史的重要意义。第三，说明了本书的研究方法：根据汉语语汇研究的实际情况，没有采用“萌芽期”、“发展期”、“兴盛期”、“繁荣期”一类的分法，而是划分时间段进行叙述。古代部分，设立专章概述。现代部分分为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初期（上世纪50-60年代中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各立专章，后一个阶段内容比较丰富，分为上、中、下三章。叙述内容以介绍论著为主，并加上评语；每个部分都有“小结”，总评研究成果，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指出不足之处。第一章，评述了我国古代语汇研究概况。第二章，评述了20世纪初期至新中国成立前的语汇研究，分为谚语研究、歇后语研究、成语研究、俗语研究四节。第三章，评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50-60年代）的语汇研究，分为谚语研究、歇后语研究、成语研究、惯用语研究、语的综合性研究（“熟语”研究）五节。第四章，评述了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语汇研究（上），分为谚语研究、歇后语研究两节。第五章，评述了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语汇研究（中），分为成语研究、惯用语研究两节。第六章，评述了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语汇研究（下），分为俗语研究、语的综合性研究（上）（作为词汇组成部分的“熟语”研究）、语的综合性研究（下）（在“语词分立”基础上的语汇研究）三节。在后记里，简述了2007年7月28至29日在山西太原召开的“首届汉语语汇学学术研讨会”和2009年7月29至30日在浙江温州召开的“第二届汉语语汇学学术研讨会”的盛况，展现了语汇学的深厚基础和广阔领域以及辉煌的发展前景。
太原师范学院陈亚平的《清代商人组织的概念分析》，就商人组织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文章认为：“行会”（Guild）是一个西方历史学术概念，原本用于专指中世纪欧洲城市发展起来的具有封建性质的城市工商业组织。但是，在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中，这一概念不仅对中国商人组织的历史研究具有长期的影响，也对中国城市社会研究造成巨大的概念限制。实际上，概念就是一扇打开思维的窗户，当我们用这一概念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商人组织的时候，必然出现用西方的标准和逻辑衡量中国历史现象的问题。因此，一个仅仅在历史学界流行的“习用名称”，不仅20世纪之后中国的工商业团体不用这个名称，历史上也不曾用过的称谓，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研究上是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概念。该文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商人组织是中国社会与文化建构的产物，反映了中国社会演变的特殊过程，是中国历史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清代巴县档案为中心，结合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资料，通过对清代重庆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在商人社会交往和经济交往中发挥世纪作用的各种社团：“行”、“会”、“帮”、“会馆”、“公所”以及“神会”等不同组织的概念和内涵的比较，分析了中国商人组织的特殊类型，提倡历史研究要在中国文化与社会环境基础上理解和
解释中国商人组织的制度变迁，进一步对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基层社会构成提出建立在实践资料上的新认识。该文曾经在2008年山西大学举办的社会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上进行交流，得到与会专家的关注，2009年2月经国家级专业研究刊物《清史研究》发表后，6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编的《明清史》第六期全文转载。
综上所述，2009年度“百部(篇)工程”累累硕果具有着非常之年的非常之作，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欣喜地看到全省社科界后继有人、枝繁叶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相信社科事业的春天来年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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