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山西省第六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综述
山西省第六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工作，从2009年2月12日至2010年1月19日，历时11个月，经过广泛发动、作者网上申报、资格审查、初评推荐、学科评审、评委会审定、网上公示以及领导组确认八个阶段，终于圆满完成。共评出荣誉奖2项，一等奖21项，二等奖64项，三等奖83项，优秀奖86项，共计256项获奖成果。另评出8项组织奖。
这次评奖之所以进展顺利，评审结果令人信服，主要是得益于组织认真严密和建立起一套较为科学的评奖机制。一是评奖工作组织认真严密。这次评奖工作，是在省委、省政府及评审领导组的正确领导下，制定了科学严密的工作流程，从评奖方案的制定、领导组会议的召开、“两办”文件的出台、评奖工作的动员、评委的遴选、评审工作的安排、颁奖大会的组织、获奖成果的宣传推广等，都制定了科学、严密、合理的时间表、路线图，拟订了工作预案和工作纪律。同时，对评委及工作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使大家能够熟练掌握评奖规程，为评奖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组织基础和人员保证。二是评奖程序严谨规范。从申报、资格审查、三级评审、公示、领导组审定，都制定了严谨规范的评审流程和规则。三是科学的评审标准。为了保证评奖工作的公平、公正，制定了《评奖实施细则》《评奖指标体系》，并提出了“注重导向、严把政治关，注重实践、严把质量关，注重创新、严把学术关”的要求，坚持用一把尺子量到底。四是健全完善的监督检查制度。实行了所有申报成果的人员均不得担任各级评委及工作人员的回避制度，各级评委及工作人员在评审中具实签名的实名评审制，以及纪检委对评奖全过程实施监督等制度。并提出了“不准变通评审标准；不准徇私情；不准吃请；不准收受贿赂；不准泄露评委及其评审情况”等“五不准”评审纪律，以严格的制度和纪律保证了评审工作风清气正，评审结果公示后社会反映良好。
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工作，是我省社会科学领域最高规格的评奖，是省社科联受省委、省政府的委托，组织开展的一项政策性、权威性、理论性、学术性很强的重要评审活动，其规格高、影响大、参与面广，是展示我省社科研究水平、研究成果、研究力量的重要平台。这次评奖，从以往的四年举办一次改为两年一次，实行“二+二”办法，主要对我省2007年到2008年两年来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进行检阅和展示。本次获奖的256项优秀成果，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理论研究，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在传承三晋文明、创新基础理论、服务“三个发展”上成绩斐然。
（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取得良好成绩。近年来，我省社科理论界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用这一科学理论武装干部群众的头脑作为己任，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研究，从而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创新价值的优秀理论成果。这些成果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运用，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引领社会思潮，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把我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例如，山西大学赵宇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三个维度》一文，首次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维度——共时态、历时态、现实态的概念，以新颖的研究视角、宽广的学术视野、清晰的逻辑主线，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继承与创新、性质与形态、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为理论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启示借鉴，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山西大学邸敏学的《关于现阶段我国非公有制企业劳动者地位的若干思考》一文，从实证的角度比较全面地研究了非公有制企业劳动者的实际地位，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者主人翁地位面临的具体挑战，提出了提升非公有制企业劳动者地位的原则、途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理论，也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政策依据和经验借鉴。再如，山西师范大学郭学旺的《论邓小平的政治监督思想》一文，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邓小平政治监督的重要意义、思想内涵、方法路径、体制机制及其主要特征，对进一步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和先进性教育，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借鉴价值。此外，中北大学师谦等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论》，王满春、原玉廷的《分配·权利与和谐社会》等成果，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探求着未来发展方向，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为加强社会稳定、加快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二）在理论联系实际、服务“三个发展”方面取得有益成果。山西是能源大省，如何合理科学地发挥我省资源优势，实现“三个发展”，是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关注的重大课题。他们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省委、省政府的战略决策和中心工作，联系实际、深入研究，形成了一批富有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比如，山西财经大学景普秋等的《煤炭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福与祸：基于山西的实证分析》一文，从省、市、县三个层次，通过对丰富的煤炭资源与山西经济增长、结构演进、区域差异等方面的关系研究，论证了煤炭资源开发给山西经济发展带来的利与弊，为资源大省的资源过度开采敲响了警钟，对于推动资源型区域及早转型提供了思路，具有重要的应用研究价值。再如，省社科院王宏英等的《山西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研究》一文，在全面分析山西水能、风能、生物质能、太阳能与地热能等资源的总量、分布状况以及开发利用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不同资源的总体产能与重点项目进行合理规划与布局的对策建议，切合山西实际，分析透彻，数据翔实，具有可操作性，被有关部门采纳。还有山西财经大学赵国浩的《资源管理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一书，通过对煤炭市场供需现状和煤炭资源优化配置的研究分析，对我国煤炭市场供需平衡及资源安全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对我省煤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另外，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李劲民的《山西装备制造业发展战略研究》，郑建国、申长平的《构建地方公共财政体系》，樊增强的《跨国公司R&D国际化及在华R&D投资研究——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研究》等，都针对我省转型跨越崛起、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三）在创新基础理论、推进学科体系建设方面有所突破。我省广大社科工作者凭着深厚的理论底蕴，以执著的探索勇气，在学科体系建设和学术理论创新上下苦功，在各个学科领域潜心研究、不断发掘，修正和完善了原有理论之不足，很多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学术空白，丰富和发展了基础理论，原创性和开拓性成果甚多，有的成果在全国居领先水平。
在哲学研究方面，山西大学康仕慧的《数学实在论的语义分析及其意义》一文，运用严密的逻辑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在历史的比较中自然得出哲学方法的变革及哲学的进步。特别是该文把弗雷格的数学实在论及论证策略的详细分析，作为一种科学哲学的典型案例，使人们意识到，只有多学科的合作与借鉴，才有望破解各自的哲学难题。该文研究方法有新意，理论上有创新，为数学哲学开辟了一个新的探讨空间，在学科建设上有开拓意义。此外，省社科院张铁声的《典型悖论之统一消解原理：证伪预设——悖论研究的误区与爱因斯坦的启示》、山西大学王姝彦的《丹尼尔·丹尼特的意向战略及其理论意义》等，也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和探索。
在法学方面，山西财经大学曹霞的《Regulating Mine Land Reclamation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aseofChina (发展中国家矿地复垦的法律规制——以中国为例)》一文，以矿地复垦这一国际性难题为选题，以发展中国家矿地复垦的法律规制为切入点，以中国为个案研究，理论联系实际，针对性强、资料翔实、观点鲜明、论据充分、结论合理。该文提出的矿地复垦立法与监管制度的完善建议，不仅丰富了我国矿地复垦法律规制理论的内容，还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矿地复垦立法与监管改革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此外，山西大学王继军的《矿产资源有偿取得法律问题研究——以山西煤炭资源有偿使用为例》、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谭恩惠的《我国社区矫正实施中的问题及对策》等，将基础理论探索与具体制度建设相结合，深入探讨了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些颇具价值的理论观点。
在教育学研究方面，山西大学、教育部省部共建工作研究中心王李金的《中国近代大学创立和发展的路径——从山西大学堂到山西大学(1902-1937)的考察》一书，以中国近代大学教育为宏观背景，通过对1902年至1937年间从山西大学堂到山西大学校、进而到山西大学的产生、发展及其内部结构或要素构成纵横两个维度的考察，总结了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当代大学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参照。
在管理学方面，省委党校李高山的《建立干部公开选拔量化指标探讨》一文，结合近年来贯彻《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套比较成熟、科学和具有权威性的量化指标，对于提高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化水平，推动干部选拔工作不断探索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山西大学梁吉业的《科技项目完成情况的模糊综合评价研究》、李志江的《人才资源的经济学分析》、太原理工大学栗继祖的《煤矿安全心理测评技术与应用》等，也得到了好评。
在语言文学方面，山西大学侯文宜的《当代文学观念与批评论》一书，在当前的文艺学理论研究中独辟蹊径，对理论界几乎从未作过辨析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之差异详加考证和阐释，弥补了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空白。作者提倡的“学术融通”的理念，对有效解决文学与批评活动中的误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参考价值。山西师范大学李新宇的《元代辞赋研究》一书，拓展了元代文学研究的空间与视野，在文学理论上确立了明清赋论的发展方向，在赋学批评史上具有承上启下之功。此外，山西大学乔全生的《晋方言语音史研究》、段友文的《黄河中下游家庭村落民俗与社会现代化》、郭万金的《台阁体新论》等，也都丰富和发展了本学科理论，推进了学科体系建设。
在史学研究方面，山西师范大学张玮的《战争·革命与乡村社会——晋西北租佃制度与借贷关系之研究》一书，选择“常态”下变化缓慢的农村社会的主要经济关系——租佃制度和借贷关系——作为研究视角，不仅考察了它们本身在革命与日本入侵场景下所发生的剧烈变动，而且通过这样的“窗口”观察了晋西北农村社会是如何在革命中向“现代”社会演变的，以及农村社会中地主和普通农民应对革命与战争的需要、愿望及其所作所为，对准确地把握华北农村的全貌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山西大学行龙的《走向田野与社会》一书，对区域社会史研究进行了创造性、前沿性的探索，提出了一些开创性的学术观点，集中体现了他十多年来对区域社会史研究探索的学术轨迹，全面反映了他“走向田野与社会”治学理念的实践历程，也是社会史研究“山西学派”渐露雏形的标志性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四）在传承三晋文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方面取得可喜成绩。近年来，我省社科工作者潜心研究、精心提炼，以鲜明的地方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把学术研究与文化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在弘扬三晋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省、发展文化产业方面，推出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比如，省社科院艾斐的《在自主创新中建设和发展先进文化》一文，全面论述了在自主创新中建设和发展先进文化的价值、意义、途径、功能、效益及其在实现科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突出作用，观点新颖，受到广泛关注。山西出版传媒集团齐峰的《纵论出版产业的科学发展》一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出版产业科学发展的专著。它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针，站在国际国内出版理论的前沿，结合山西出版实际，对我国出版产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大力推进“六个转变”，实现山西出版产业科学发展的新战略，探索了经济欠发达地区走出出版产业科学发展之路的新思路，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化承担意识，出版界和学术界给予高度评价。
山西财经大学崔满红的《晋商研究当代文库》丛书，汇集了当代晋商研究的主要成果，以翔实的资料客观、全面、科学地分析了晋商的成长过程及其独特的商业文化，探讨了晋商文化的优秀成分及其历史局限性，对今天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山西大学刘建生等的《山西典商研究》一书，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清代、民国时期山西典商活动盛况、兴衰过程、原因特点、经营状况、内部组织、行会组织和历史地位等进行了分析，并对同一时期另外两个典商——徽商和粤商进行了比较分析。这一研究不仅填补了山西晋商研究中的空白，而且也为现代典当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山西大学田同旭的《元杂剧通论》一书，是元杂剧研究史上的首部通论。它系统论证了元杂剧是民族文化冲突与融合之艺术结晶这一基本观点，对元杂剧的源流、兴衰、体裁、名家、风格、流派及影响，做了全方位、多视角、系统而细致的研究，融通史与通论为一体，重新审视既不同于唐宋文学，也不同于明清文学的元杂剧这一富有时代特色的戏曲艺术，为元杂剧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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